我和《语丝》的始终

 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,要算《语丝》了。

 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,“正人君子”们的刊物,曾封我为“语丝派主将”,
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,至今还说我是《语丝》的“指导者”。去年,非骂鲁迅
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,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《山雨》,打开一看,
其中有一篇短文,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,创办《语丝》,
现在自己一做编辑,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,曲解原意,压迫别的作者了,孙伏园
君却有绝好的议论,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。〔2〕这听说是张孟闻〔3〕
先生的大文,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。看来好像一群人,其实不过一两个,这种事
现在是常有的。

  自然,“主将”和“指导者”,并不是坏称呼,被晨报馆所压迫,也不能算是
耻辱,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,更是进步的好现象,还有什么话可说呢。但是,“不
虞之誉”〔4〕,也和“不虞之毁”一样地无聊,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,而
有人拱手颂扬道,“你真像拿破仑〔5〕呀!”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,
也不会怎样舒服的。我并非“主将”的事,前年早已声辩了——虽然似乎很少效力
——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,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,也并不是和孙伏园
先生两个人创办了《语丝》。这的创办,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。那时伏园是《晨
报副刊》〔6〕的编辑,我是由他个人来约,投些稿件的人。

 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,于是就有人传说,我是特约撰述,无论投稿多少,每
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。据我所闻,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,但我并非其中
之一,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——恕我僭妄,暂用这两个字——关系罢,似乎也颇受
优待:一是稿子一去,刊登得快;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,每月底大抵可以
取到;三是短短的杂评,有时也送些稿费来。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,伏园的椅
子颇有不稳之势。因为有一位留学生〔7〕(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)新从欧洲回
来,和晨报馆有深关系,甚不满意于副刊,决计加以改革,并且为战斗计,已经得
了“学者”〔8〕的指示,在开手看AnatoleFrance〔9〕的小说了。
那时的法兰斯,威尔士,萧,〔10〕在中国是大有威力,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
字,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,所以以那时而论,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。不过
我现在无从确说,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
里来为止的时候,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。

  “我辞职了。可恶!”

  这是有一夜,伏园来访,见面后的第一句话。那原是意料中事,不足异的。第
二步,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,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。他说,那位留学生乘他
外出时,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,因此争执起来,弄到非辞职不可了。但我并
不气忿,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,题作《我的失恋》,是看见当时“阿呀阿
唷,我要死了”之类的失恋诗盛行,故意做一首用“由她去罢”收场的东西,开开
玩笑的。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,登在《语丝》上,再后来就收在《野草》中。而且
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,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,
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。

 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,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。几天之
后,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,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“呐喊”。至于投稿者,倒全是他
独力邀来的,记得是十六人,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。于是印了广告,到各处张
贴,分散,大约又一星期,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——尤其是大学附近——出现
了。这便是《语丝》。

  那名目的来源,听说,是有几个人,任意取一本书,将书任意翻开,用指头点
下去,那被点到的字,便是名称。那时我不在场,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,是一次
便得了《语丝》的名,还是点了好几次,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。但要之,即此已
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,统一的战线;那十六个投稿者,意见态度也各不
相同,例如顾颉刚教授,投的便是“考古”稿子,不如说,和《语丝》的喜欢涉及
现在社会者,倒是相反的。不过有些人们,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,
所以投了两三回稿,便取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,自然离开。连伏园自己,据我的记
忆,自始至今,也只做过三回文字,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《语丝》撰述,然而
宣言之后,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。于是《语丝》的固定的投稿者,至多便只剩了五
六人,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,是: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,要催促新的产
生,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,则竭力加以排击,——但应该产生怎样的“新”,却并
无明白的表示,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,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。陈源教授痛斥
“语丝派”的时候,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,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,便由于这一点。
〔11〕但是,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,我们其实也知道的,所以隐约其词者,不
过要使走狗嗅得,跑去献功时,必须详加说明,比较地费些力气,不能直捷痛快,
就得好处而已。

  当开办之际,努力确也可惊,那时做事的,伏园之外,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
〔12〕,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,自跑印刷局,自去校对,自叠报纸,还自己
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,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,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,令人觉得
自己只用一点思索,写几句文章,未免过于安逸,还须竭力学好了。

 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,听说并不佳,一纸风行的,还是在几个学校,尤其是北京
大学,尤其是第一院(文科)。理科次之。在法科,则不大有人顾问。倘若说,北
京大学的法,政,经济科出身诸君中,绝少有《语丝》的影响,恐怕是不会很错的。
至于对于《晨报》的影响,我不知道,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,曾经和伏园来说和,
伏园得意之余,忘其所以,曾以胜利者的笑容,笑着对我说道:“真好,他们竟不
料踏在炸药上了!”

 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。但对我说,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,因为我即刻觉
得这“炸药”是指我而言,用思索,做文章,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
粉身碎骨,心里就一面想:

  “真糟,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!”

  我于是乎“彷徨”起来。

  谭正璧〔13〕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,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
俐而省事的话道:“鲁迅始于‘呐喊’而终于‘彷徨’”(大意),我以为移来叙
述我和《语丝》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,倒是很确切的。

  但我的“彷徨”并不用许多时,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《Zarath
ustra》〔14〕的余波,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——虽然不过是挤出——文章
来,就挤了去罢,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“炸药”来,就拿去做了罢,于是也就
决定,还是照旧投稿了——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,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。

  《语丝》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,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,我付了十元
之后,就不见再来收取了,因为收支已足相抵,后来并且有了赢余。于是小峰就被
尊为“老板”,但这推尊并非美意,其时伏园已另就《京报副刊》编辑之职,川岛
还是捣乱小孩,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,加以荣名,
勒令拿出赢余来,每月请一回客。这“将欲取之,必先与之”的方法果然奏效,从
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,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“语丝社”的木
牌。倘一驻足,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〔15〕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。但我那
时是在避开宴会的,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。

  我和《语丝》的渊源和关系,就不过如此,虽然投稿时多时少。但这样地一直
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。到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。

  到得厦门,我投稿就很少了。一者因为相离已远,不受催促,责任便觉得轻;
二者因为人地生疏,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,不值得费纸墨。
倘能做《鲁宾孙教书记》或《蚊虫叮卵脬论》,那也许倒很有趣的,而我又没有这
样的“天才”,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。这年底到了广州,投稿也很少。第
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;第二,先是忙于事务,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,后来颇有
感慨了,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。

 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,颂扬他的威权,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,可以说,也是
“语丝派”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。所以《语丝》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
狗们的撕裂,但终究被“张大元帅”〔16〕所禁止了,发行的北新书局,且同时
遭了封禁,其时是一九二七年。

  这一年,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,提议《语丝》就要在上海印行,且嘱
我担任做编辑。以关系而论,我是不应该推托的。于是担任了。从这时起,我才探
问向来的编法。那很简单,就是:凡社员的稿件,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,来则必用,
只有外来的投稿,由编辑者略加选择,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。所以我应做的,不
过后一段事,而且社员的稿子,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,由那里径送印刷局
的,等到我看见时,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。所谓“社员”,也并无明确的界限,最
初的撰稿者,所余早已无多,中途出现的人,则在中途忽来忽去。因为《语丝》是
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,所以最初出阵,尚无用武之地的人,或本在别
一团体,而发生意见,借此反攻的人,也每和《语丝》暂时发生关系,待到功成名
遂,当然也就淡漠起来。至于因环境改变,意见分歧而去的,那自然尤为不少。因
此所谓“社员”者,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。前年的方法,是只要投稿几次,无不刊
载,此后便放心发稿,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。但经旧的社员绍介,直接交到北新书
局,刊出之前,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,也间或有之。

 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,《语丝》的时运就很不济了,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,遭
了浙江当局的禁止,还招了创造社式“革命文学”家的拚命的围攻。警告的来由,
我莫名其妙,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〔17〕;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,有人说是
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,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〔18〕老爷却
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。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,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,他们在把守
“艺术之宫”,还未“革命”的时候,就已经将“语丝派”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
的,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,且待下一回再说罢。

  但《语丝》本身,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。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,
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,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,过时又少了几个了。前者
的原因,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,或有话而不敢言,警告和禁止,就是一个实证。后
者,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。举一点例罢,自从我万不得已,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
正刘半农〔19〕先生的“林则徐被俘”之误的来信以后,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;
江绍原〔20〕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《冯玉祥先生……》来,我不给编入之后,
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。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《贡献》
上登出,上有郑重的小序〔21〕,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。

 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。看广告的种类,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
的性质的。例如“正人君子”们所办的《现代评论》上,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
告,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《秋野》〔22〕上,就能见“虎标良药”的招牌。虽是
打着“革命文学”旗子的小报,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,便知
道作者和读者,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,现在不过用男作家,
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,或捧或骂,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。《语丝》初办的时候,对
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,虽是新书,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,也不给登载。因为是同
人杂志,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。听说北新书局之办《北新半月刊》,就
因为在《语丝》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。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,书籍不必
说,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,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,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
出现了。固然,谁也不能保证《语丝》的读者决不遗精,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,但
善后办法,却须向《申报》之类,要稳当,则向《医药学报》的广告上去留心的。
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,又就在《语丝》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
〔23〕。

 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。当袜厂出现时,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,回答是
“发广告的人弄错的”;遗精药出现时,是写了一封信,并无答复,但从此以后,
广告却也不见了。我想,在小峰,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,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
家,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,不只负发行之责,而《语丝》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
杂志了。

 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,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,将《语丝》停刊,没有得到赞成,
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。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,我于是推举了柔石。

  但不知为什么,柔石编辑了六个月,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,也辞职了。

 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《语丝》四年中的琐事。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,
便知道其间的变化,有怎样的不同,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,且多登中篇作品了,
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。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
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,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,但这力
是属于往昔的了。十二月二十二日。

  BB

  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○年二月一日《萌芽月刊》第一卷第二期,发表
时还有副题《“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”之五》。〔2〕《山雨》半月刊,一九
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,同年十二月停刊。该刊第一卷第四期(一九二八年十月)
发表署名西屏的《联想三则》,其中说:“《山雨》在《语丝》第四卷第十七期发
表过一则讣闻(按指《偶像与奴才》一文后所附致鲁迅信中说的《山雨》在宁波创
刊未成一事),这在本刊第一期的发刊刑已经提起过了。现在所以要重提者,则是
关于鲁迅先生的事。鲁迅先生在那篇讣闻后面,附有复信,其辞曰:‘读了来稿之
后,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。其一,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。……’
这几句话简直在派我是反对,或者客气一些说来是颇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。……
推绎鲁迅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误解者,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,因为他是说‘读了
来稿之后’也。文字的题目是《偶像与奴才》,文中也颇引些外国名人的话,……
我想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顽固而反对输入洋派的嫌疑吧,——然而仍然不免。因此,
我联想起一件故事来。记得孙伏园先生编辑《晨报副刊》时,曾经登载打孔家店的
老将吴虞底艳体诗,没有加以明白的说明,引起读者的责问,于是孙老先生就有
《浅薄的读者》一篇教训文字,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。此时回想当日,觉得鲁迅先
生似乎也有做伏园先生教训的读者之资格。”〔3〕张孟闻笔名西屏,浙江宁波人,
《山雨》半月刊的编者之一。一九二八年三、四月间,他和鲁迅关于《偶像与奴才》
一文的通信,现收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,题为《通讯(复张孟闻)》。〔4〕
“不虞之誉”语见《孟子·离娄》。不虞,意料不到。〔5〕拿破仑即拿破仑·波
拿巴(NapléonBonaparte,1769—1821),法国军事家、
政治家,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。他曾不断率军向外侵略欧洲各国。

  〔6〕《晨报副刊》研究系机关报《晨报》的副刊,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
刊。《晨报》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,但《晨报副刊》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,一个
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。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
编辑。

  〔7〕指刘勉己,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《晨报》代理总编辑。〔8〕“学
者”指陈西滢。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《晨报副刊》《“闲话”引出来的
闲话》中,说陈源“私淑”法朗士,学他已经“有根”了,“只有像西滢那样,……
才当得起‘学者’的名词”。〔9〕AnatoleFrance法兰斯(184
4—1924),通译法朗士,法国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波纳尔之罪》、《黛依
丝》、《企鹅岛》等。〔10〕威尔士(HAGAWells,1866—1946)
英国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《未来的世界》、《世界史纲》等。萧,即萧伯纳,参看
《南腔北调集·谁的矛盾》及其注〔2〕。

  〔11〕陈源疑为涵庐(即高一涵)。一九二六年初,当鲁迅与陈源进行论战
时,涵庐在《现代评论》第四卷第八十九期(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)的一则
《闲话》中说:“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去宝……万一骂溜了嘴,
不能收束,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,斗斗法宝,就是到天桥走
走,似乎也还值得些!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,又不敢不骂人,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
阶级的头上乱祭,那末,骂人诚然是骂人,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。”按当时
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。

  〔12〕川岛章廷谦,笔名川岛,浙江绍兴人,当时北京大学学生。

  〔13〕谭正璧江苏嘉定(今属上海)人,文学工作者。他在《中国文学进化
史》(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)中说:“鲁迅的小说集是《呐喊》和
《彷徨》,许钦文、王鲁彦、老舍、芳草等和他是一派……这派作者,起初大都因
耐不住沉寂而起来‘呐喊’,后来屡遭失望,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空袭,于是只有
‘彷徨’于十字街头了。”〔14〕《Zarathustra》即《扎拉图斯特
拉如是说》,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写的哲学著作。书中借古代波斯的
“圣者”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。

  〔15〕疑古玄同即钱玄同。

  〔16〕“张大元帅”即张作霖(1875—1928),辽宁海城人,奉系
军阀首领。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,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“中华民国军政府陆
海军大元帅”。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书局和《语丝》。

  〔17〕指《语丝》第四卷第十二期(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)白薇作的独幕
剧《革命神的受难》。该剧中有革命神斥责一个反动军官的台词:“原来你是民国
英雄,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?“你阳假革命的美名,阴行你吃人的事实。”这实际
上是影射蒋介石的,因此《语丝》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“警告”。

  〔18〕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指许绍棣。《语丝》第四卷第三十二期(一九二
八年八月六日)刊载了读者冯珧《谈谈复旦大学》一文,揭露复旦大学内部一些腐
败情况。出身于该校的许绍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,用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
会的名义,以“言论乖谬,存心反动”的罪名,在浙江查禁了《语丝》并其他书刊
十五种。〔19〕刘半农(1891—1934)名复,江苏江阴人,作家。当时
是北京大学教授,《语丝》经常撰稿人之一。他在《语丝》第四卷第九期(一九二
八年二月二十七日)发表《杂览之十六·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》,其中说林
被英人俘虏,并且“明正了典刑,在印度舁尸游街”。《语丝》第四卷第十四期刊
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,指出了这一错误。

  〔20〕江绍原安徽旌德人。当时北京大学讲师,《语丝》撰稿人之一。

  〔21〕《贡献》旬刊,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,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
上海。该刊第三卷第一期(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)发表简又文的《我所认识的冯玉
祥及西北军》,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,其中说:“同学简又文先生,最近和
我通信,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(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)《我
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》,并问《语丝》能否登载。但《语丝》向来不转载已经
印出之刊物(鲁迅先生复函中语),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
《贡献》。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,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。”

  〔22〕《秋野》月刊,上海暨南大学华侨学生组织的秋野社编辑,一九二七
年十一月创刊,次年十月停刊。

  〔23〕指《语丝》第五卷第四期(一九二九年四月)的《建议撤销广告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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